清嘉庆年间版《唐律疏议》书影，这一页展示的是对“失机不修防卫”的惩处措施。

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迹博物馆中的大禹雕像。 视觉中国

翻阅史书，咱们概况发现古东谈主常以水来刻画一个东谈主的简略，可见廉与水的关联已深植咱们的领路中。

中华英才有着善治水的优良传统。数千年治水现实中，露出出一批清官廉吏，与此同期，治水治吏、治水治贪的轨制无间完善，滋长了独具特色的水利廉正文化，值得今东谈主谈论与鉴戒。

1. 名贤治水

圣东谈主治世，其枢在水。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有翰墨纪录的最早治水事件，亦然水利廉正文化最早的源流。

禹所在的年代，长入发生了寰球规模的特大大水。《尚书·尧典》载：“汤汤大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。”滔天的大水使庶民苦不能言，于是帝尧先令禹之父鲧治理大水，鲧采取壅防百川、堕高堙庳的设施，历时九年未能告捷。禹在父亲治水失败之后，受帝舜的托付，络续担起治水重负，他吸取了鲧治水失败的训导，提议了改堵为疏、因利乘便的治水策略，前后历时十三年，终于治水告捷。禹在治水的同期，还将天地分辩为九囿、整理山川名录，并把柄不同地区的风俗物产制定了贡赋轨制。

禹躬亲清苦，餐风露宿，同大水战争，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其功名盖世、治水精神为历代所讴颂，他也因此被敬称为“大禹”。司马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赞曰：“唯禹之功为大，披九山，通九泽，决九河，定九囿，各以其职来贡，不失厥宜”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纪录：“禹之王天地也，身执耒臿，以为民先，股无胈，胫不生毛。虽臣虏之劳，不苦于此矣。”这些纪录反馈出大禹公而忘私、伤时感事的奉献精神，贫瘠接力、不避斧钺的创业精神，以声为律、以身为度的律己精神，为政勤廉、难得节俭的廉俭精神。

历代治水先贤以大禹为尊，忠诚践行治水安邦、简略自守的价值追求，留住了一段段治水故事，也留住了一笔宝贵的廉正文化遗产。

春秋时分楚国名相和水利行家孙叔敖以节俭贤能知名于世，他不吝消耗我方的家业组织开凿我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——芍陂，改善了当地庶民生计并惠及后世。《史记·循吏传记》的第一位传主即是孙叔敖，司马迁评价他“奉职循礼，为政之先”。

战国时分西门豹任邺令技术，撤消迷信，惩治处所恶霸势力，营建水利，主握修建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河系引水灌溉工程——引漳十二渠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载：“西门豹引漳水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”，为魏国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。

东汉知名水利行家王景系统修建了沉黄河大堤，整治汴渠渠谈，开启了黄河八百年安流的场合。后东谈主评价“其功之伟，神禹后所相遇者”。

隋代循吏赵轨曾对芍陂进行整修，修建了三十六门围堰，灌溉田地五千多顷。他任职都州别驾技术，法不阿贵、公谈忘我，后被征召入朝仕进，长者乡亲送别时斟上一杯净水为其饯行，“赵轨杯水”传为佳话。

北宋知名政治家包拯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清官，亦然别称治水能臣。他任端州知州技术，治理西江水灾，围堰造地、排沥屯田、掘井汲水，深受老庶民难得。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相送，他婉词阻难，“不握一砚归”。

北宋文学界威名苏轼任徐州知州技术，黄河决口，水困徐州，“彭门城下，水二丈八尺”。他临危不惧，组织群众筑堤抢险，本东谈主也亲荷畚锸，布衣草屦，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，与群众一都抢救城池，终于使徐州城包治百病。

明代海瑞一世刚正简略、法不阿贵，在治水方面颇有竖立。他任应天巡抚技术，了解到吴淞江下流河段“潮泥日积，通谈填淤”，立即向朝廷上奏《开吴淞江疏》，不移至理地提议：“是吴淞江一水，国计所需，民生攸赖，修之举之，不能一日而缓也！”最终一样吴淞江河谈，告捷贬责水灾问题，成为江南庶民心目中的“海龙王”。

清代名臣张伯行在康熙年间亲身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，日用车马皆自备，毫无所染。调任江苏巡抚后，发布了哄动一时的《却赠檄文》：“一点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啻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东谈主不值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？廉耻实伤。倘非不义之财，此物何来？”张伯行严于律己，长久秉握简略操守，被康熙誉为“天地等一清官”。

谈光年间知名河臣栗毓好意思秉握“法不阿贵，真喜欢民，不辞清苦，握之以恒，真心实力，不敢虚应故事，不敢顺俗”的为官之谈，为治河降耗发明“抛砖筑坝”法，千真万确以砖代石修筑堤坝，任期内量入为主官银130余万两，被庶民供为“河伯”。

晚清林则徐不仅是民族枭雄，亦然一位功勋超过的水利名臣，河南林公堤、新疆林公渠、林公井等都是他治水的见证。他主修洪泽湖大堤技术，条目每块铁锔都要刻上堤段认真东谈主的姓氏铭文，他我方亲身督修的堤段，铁锔一律谨记“林工”字样，若发生工程质料问题，堤溃锔现，检讨铁锔上的铭文就不错查证该段工程认真东谈主，是谓“铁案如山”。

2. 建章立制

水利是历代治国理政的紧迫全球事务。为加强管制监督，我国较早酿成了管制和监督相制衡的水利责任体制。

管制机构方面，先秦时分就缔造专门管制河流、湖泊的职官“川衡”“泽虞”。《周礼·地讼事徒》纪录：“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，而平其守”；“泽虞掌国泽之政令，为之厉禁”，明确其职责是认真颁布保护河流湖泊的策略划定，并履行监督处罚职责，保护水资源。秦汉以来水行政管制机构安闲专门化，如汉代的都水长丞，三国时分的水部曹，隋唐工辖下设有水部，明清工辖下设都水清吏司等。

监管机构方面，唐代当年多为临时吩咐大臣，并临时授以使职，如西汉建始四年（公元前29年）黄河决口，朝廷急派校尉王延世为河堤使臣前去堵口。宋金元时分始置都水监，为中央政府的五监之一，除管制水利、舟船航运及防卫外，还有试验各级官员提议的治理权略并对其进行监督的职责。明代设总理河谈一职，总理河谈大臣一般都带有都察院、工部和提督军务衔，在认真管制黄河和运河河谈、保险漕运运动的同期还履行监督职责。清代设河谈总督，赋予其节制监察的权柄。

传统社会管制和监督相统一的治水责任体制，是我国水利行政管制和监督检察相统一责任体制的雏形。

水利工程事关全球利益，波及不同用水主体。历代为挨次水利管制、合营水事关系，建立了一系列水利法例轨制。

清代晚期，学者在敦煌通告中发现了唐代《水部式》（残卷），这是我国现有最早的寰球性水利管制法例，规章“诸溉灌大渠，有水下地高者，不安妥渠造堰，听于富贵势高之处，为斗门引取。其斗门皆须州、县讼事检行安置，不得私造。”强制性规章郑白渠的用水必须以灌溉优先，以此不竭都城王公大人抢占渠谈和水源用于私家水磨坊、水碾坊的活动。史载泾阳地面主抢占郑白渠水源，导致下流高陵等县无水灌溉，高陵县令依据《水部式》控告并胜诉，反馈《水部式》对权柄脱手的有劲监督。

《唐律疏议》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竣、最早的古代成文法典。其《杂律》第424条文章：“诸不修防卫及修而失机者，主司杖七十”“诸盗决防卫者，杖一百”“其故决防卫者，徒三年”，将不修防卫、盗决防卫列入法定罪状。

宋代《农田狠恶公约》规章，关于不按规章营建水利的处所，加强督促并罚金，罚金用为工程建筑用度。金代《河防令》规章了中央、州县的河防职责，号称金代的“河长制”。每年汛前，户部、工部、都水监派出河防检视官、散巡河官、都巡河官沿河寻查河防，有观看是年河工岁修情况，并检察次年春修备料，待秋冬黄河安流后本事回京还职。

明清时分的划定条例也都缔造了失机不修防卫罪、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机罪、盗决故决河防罪、盗决故决圩岸陂塘罪等。清朝还制定《河工考成保固条例》，河务工程在保固期限内失事，承修官或左迁，或罢黜，或罚俸。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推出“销六赔四”的主义，承修官除受行政处罚外，还需承担经济赔本。

古代水利法例轨制建筑，通过调治东谈主们对水的占联系连和利益分拨关系，保证了对有限水资源的充分行使，同期也体现出对官员的监督、有观看、惩处，督促治河官员履职尽职、公正奉公。

3. 以水比德

古东谈主爱好以水比德，将水的当然秉性膨大到东谈主格、政治等领域。

《谈德经》说：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世东谈主之所恶，故几于谈”，将水东谈主格化，极为崇敬水所符号的至善田地。《管子·水地》云：“夫水淖弱以清，而好洒东谈主之恶，仁也；视之黑而白，精也”，以水的热沈来比附东谈主的“仁”与“敦朴”。

《荀子·宥坐》中纪录，孔子合计水的特色似德、义、谈、勇、法、正、察、善化、志，孔子对其均有讲解注解，如水“大遍与诸生而世俗也，似德”“以出以入，以就鲜洁，似善化”“万折也必东，似志”，是以正人临水必不雅，从中获取教训德性的力量。

《孟子》纪录，“民之归仁也，犹水就下，兽之走圹也。”即民气归顺仁政，就如同水顺流而下，野兽奔向萧瑟一样，由此告戒帝王，只须施仁政于群众，从东谈主民的利益开赴，本事使庶民望德而归。这些都反馈了古代朴素的简略如水的谈德不雅念，对公众也起到了训诲作用，值得现在社会接收和发达。

总体来看，我国古代滋长了内涵深厚的水利廉正文化，其中蕴含的治水为民、不畏艰险、崇廉拒腐、秉公用权、严称职度等价值追求，关至今东谈主而言如故具稀奇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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